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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的“三步”原则就业观 “任性”前行乘风破浪

2017年07月17日 15:34 来源:巴蜀在线 责编:青青

2017年,第一代95后们正式步入职场,他们“年轻、有想法却又自我、任性”,成为不可忽视的职场新力量。

但是,根据一份毕业季大数据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95后毕业生,不再在乎一份稳定的工作了。其中一些人带着“不顺从”、“不将就”、“不着急”、“不差钱”的态度,拒绝走毕业后就业的寻常道路,上班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必要选项。就业观的变化,折射出怎样的时代心态?“谜之就业观”,究竟谜在哪?

不顺从

4月的上海,气温骤升,位于五角场的创智天地里,正在进行一场有些随意的面试,面试的地点从办公室挪到了一楼的咖啡馆。95后创业者张开面孔稚嫩,语气却老道。他问这位同龄的面试者,明天是否可以直接来上班。

咖啡馆楼上,“张开工作室”被各种文件、新媒体设备、运动器材塞得满满当当,墙上还贴着标语“新的开始”。就在几天前,“张开工作室”成立7个月时,他宣布完成了第一轮融资,金额上百万元,这对于刚刚毕业的他,是不小的成绩,他在融资公开信里写道:梦想这种东西,怎么说呢,你也该有。

经历了不到一年的创业,张开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成长。工作室的方向从留学指导的线下项目转变为线上线下结合,包括留学网红直播讲留学干货、与招生官面对面交流等项目。

除了项目方向,作为一个创始人,还要对整个团队负责。这些年轻人有自己的处事方式,如何把他们凝聚起来,是张开每天在思考的问题。

2015年年底,百度贴吧联合智联招聘发布的《90、95后职场私密调查》显示,近六成的人希望未来能够独自创业。该调查显示,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95后来说,能够接受的创业成本在1万至5万元间。95后的创业目光主要锁定在海淘、O2O、自媒体等新兴互联网创业项目,也有越来越多的95后用学到的知识反哺家乡,探索农业创业。另外,北京、深圳、广州的毕业生对互联网创业的关注指数最高;成都、兰州的95后毕业生对教育培训最感兴趣;来自安徽、河南和东北三省的95后毕业生主要想了解农业养殖致富。

于是,社会上也诞生了更多的相关机构。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成立了天使投资资金并指导年轻人创业,但他同时也给95后创业者们浇了一盆冷水,他坦言,这些创业项目里,95%都是没有创新的。创业的人越来越多,创业失败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商业模式和成功比例是有一定限制的,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资源是集中的,会集中在更有才华、更有能力的人和项目上。

去年6月,一站式创业服务平台“创业猫”创始人孔庆勋在微信公众号里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95后创业这件事,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很遗憾,从我看到的现实来看,95后所有自称的创业者中,90%以上的人都是不适合创业的。”

他还提到了很受关注的几位创业者:95后创业者王凯歆,公司从诞生到破灭,前后不到半年,最终以运营数据造假、烧钱过快,野蛮搬家暴力裁员而告终。

“狂拽横”的创业者余佳文,放言要拿出一个亿的利润分给员工,半年后公开“认怂”,至今没确立自身的盈利模式。

还有郭列、陈安妮等创业者,都曾在社交媒体上火爆一时,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版权质疑之声。

对于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们,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舆论与探讨,主要的看法无外乎几种:年轻冲动、自吹自擂、不计后果,或是与年龄不符的圆滑世故等。有机构曾经单独创立“95后创业者”基金,由于大部分项目进展不顺,也引来一片嘘声。

比起上一代人,部分95后不愿意顺从家人的安排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愿意将就未来的就业方向,渴望靠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张开看来,创业是一件单纯快乐的事情,与这些共同努力的创业小伙伴们一起面对困难,往往是去公司里上班体会不到的经历,“我们可能更加勇敢些吧”。

不将就

仔细检查妆容、整理房间布景、再调好摄像头和灯光……这并不是女明星的日常,而是95后李希莫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李希莫是一个粉丝众多的网络主播,也是一个标准网红。在长辈眼中,每天坐在摄像头前工作有点奇葩,但在同龄的95后眼里,却习以为常。

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

根据一项“95后生活形态调研报告”显示,作为最亲互联网的一代,95后有着不同于80后、90后的特征和生活方式。他们敢想敢做,不盲从、不将就,崇尚“我就是我”,而当网红就是展现自己的一个好出口。

95后非常敢于尝试由互联网所催生的各种新鲜职业,根据《QQ浏览器大数据:谁都无法代表95后》显示,54%的受访者渴望当网红,排在其后的是配音员、化妆师、Coser (专业角色扮演者)、游戏测评师等职业。

李希莫毕业于上海一所艺术类高校,表演、唱歌都是她的强项。大三时,她偶然接触到网络直播行业,从那时起便开始直播“唱歌+讲段子”,几次下来,觉得既可施展才华,还能赚些生活费,毕业后,她没有参加任何招聘会,坚定了做网红的志向。

采访中,李希莫反复强调,当网络主播并不容易:一切都要亲自操办,每天虽然只直播2小时,但需要1小时化妆、2小时布景、3小时设计直播内容、全天都在与粉丝互动,平均下来,一天至少工作12小时。

尽管这样,有时李希莫的直播效果也并不理想,因为直播实在太火爆了,成千上万的人在直播,很快就淹没其中,但李希莫觉得“不管多累,我还是喜欢这样的工作,无法想象朝九晚五上班的我”。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择业观——70后追求稳定,喜欢捧“铁饭碗”;80后奉行实用主义,看重职业发展;而90后不在乎身份,更看重兴趣。调查显示,服务员、行政文员、公务员成为95后最不喜欢的三大职业,他们不太在乎岗位身份的“象征意义”,更多人愿意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职业。

如今,做网络主播基本可保证李希莫衣食无忧,直播平台的薪资是从观众送的礼物里拿提成,业绩好的时候,她一个月拿到手的钱能顶得上普通白领好几个月的工资。

但李希莫看得很清楚:“我并不安于当一辈子网红,也不可能当一辈子。如果无法持续输出优质内容,这样的网红很快就会消失。我做网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设计的衣服,我的理想还是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

毕业不工作,专职做网红,难道这些95后的家长没意见吗?出乎记者意料,接受采访的不少网红都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为什么不找工作,打游戏还能赚钱?”这是姚立开始做网络游戏直播时,父母经常发出的质疑。姚立没有过多解释,只要求父母给他三个月看看他的表现,渐渐地,父母发现,当了游戏主播之后,姚立的生活反而更健康了,“因为有固定的时间做直播,作息规律了很多,还有时间读书,让父母感觉这并不坏”。有时,姚立的爸爸也会点开直播,给儿子点赞。

这些95后网红的背后,是见证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代网民家长。95后的父母以70后居多,如果说95后走在了互联网潮流的前沿,那么他们的父母则是这一代人的启蒙老师。

“我的孩子成了网红,我不会逼他再去找工作,我想这也是他的自由吧。”姚立爸爸说道。

不着急

去年7月,95后张馨越大学毕业,面对几家公司的录用通知书,她考虑再三,最终觉得不适应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也不喜欢等级分明、人际关系复杂的工作环境,一家公司也没选,开启了慢就业模式。

如今,她的部分同学变身忙碌的公司白领,而她则优哉游哉,经常出去旅游,或在家陪陪父母。不过她完全能够负担自己的生活,因为一个月左右就要出国旅游一次,顺便代购,一趟代购下来,赚出旅行费还能有些结余。虽然没有固定的“饭碗”,但张馨越非常享受当下这种自由自在、没有人际关系烦恼的慢就业过程。

让不少老板持续吐槽的是,95后对雇主的忠诚度大大弱于前辈们,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届本科生毕业3年内平均雇主数为两个,只有不到40%的人能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待两年,这种情况还在愈演愈烈。

95后早就放弃了“从一而终”的观念,跳槽是家常便饭,一言不合就辞职已不是新闻,而慢就业实际上就是这种现象的进一步演化。

慢就业的95后中有一部分是“间隔年”的身体力行者。“间隔年”是指青年在升学或毕业以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体验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

近年“间隔年”逐渐兴起,受到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关注和学校的支持,很多尚未做好就业准备的95后毕业生选择以“间隔年”的方式去思考未来。

天津男生陈思去年大学毕业,一年间,他几乎都在旅行。“我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按部就班地找工作、结婚、生子,而是希望自己通过不断地尝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他准备做一个中国“阿甘”,带上自己所有的迷茫,环跑中国。

陈思的同学杜梦奇则选择到国内的偏远山区支教,在宁静的环境中,想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

QQ浏览器发布的报告显示,95后最向往的“间隔年”方式是教育义工(76%),服务业(8%)、工厂工人(7%)、医疗义工(5%)、环保义工(3%)。此外,95后最向往的“间隔年”目的地并非繁华大都市,更多人选择了慢节奏的闲适小城。

但对大学生慢就业,业内人士也有一定的担心,毕竟错过了应届就业的契机,会让这些慢就业者此后更难挤进正规企业的大门,毕竟大多数用人单位招聘员工以两种类型为主:或是一张白纸的应届生,或是有三至五年工作经验的熟手,而慢就业的毕业生既缺失工作经验,又不是应届毕业生,如果没点实力,再加入应聘大军就有落伍的可能。而身为父母者,比局外人的忧虑更多几分,比如一两年不被正规企业录用,会影响孩子今后的社保金总额,还有养老金、公积金等。

笃悠悠间隔式就业的关键还在于个人能力,以创意设计为主的专业人才可能比较适合。有专长的学子既能通过打工从容完成“间隔年”的计划,又能以超越同龄人的才能和自信在此后赢得合适的工作岗位。

不差钱

对于很多95后来说,为什么正常工作变得难以接受?

这或许与他们对于“好工作”的衡量标准有关。薪酬待遇已经不是新生代技能人才的唯一选择,而相对于父辈们看中的“五险一金”,95后表示,弹性工作制、年假、班车等“软福利”更加重要,此外,企业内男女比例多少、厕所是否干净并且有没有放厕纸、单位无线网网速的快慢都是他们考虑的因素。

他们不太能接受传统企业内部的层级式管理、固定时间点的打卡制度以及命令式的工作方式,因此产生“不愿就业”的想法并不奇怪。

和很多80后一样,许多95后也面临选择的难题——毕业还是考研留学?根据调查,在48%选择“不就业”的95后中,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倾向于继续深造。

“今年没考上,明年继续考呗。”刘松在中央财经大学附近的一栋居民楼里租了一个单间,准备为考研复习。按理说,毕业生都要做两手准备,考研失败了,就该着手找工作了,但刘松并不死心,决心再战一年。

可小刘的很多同学却觉得他根本就是在找借口,“他是不想出去工作,所以借考研来逃避现实”。但小刘觉得,读研可以提升专业的含金量、自己的综合素质,而且有些城市、有些学校能给引进的研究生人才解决落户、分房等一系列生活上的问题,因此,从80后到95后,考研大军的队伍依然壮观。

在采访中,小刘也坦言自己考研确实有些动力不足,原因是“不差钱”,每个月家里收的房租足以顶上别人几倍的工资了,所以他根本不着急赚钱。

像小刘这种不缺钱花,所以就业动力不足的毕业生不在少数。很多毕业生正是因为家庭条件不错,所以持观望态度,等着家里安排工作,或准备出国留学,而不是自己去就业市场闯荡。

纵观95后的种种选择,你会发现,他们大多独立、自主,注重个人内心感受,其“谜之就业观”有个人因素,也受时代影响,优劣不可一言以蔽之。分析95后就业观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迎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对话

对95后就业观,别急着摇头

解放周一:和前辈相比,95后的就业观显得不同,比如更看重个体发展、更注重生活品质、更在意职业自主性等,您是否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我们谈论的这个话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从学校到职场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青年如何做出自己的抉择是非常关键的。

以往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成就取向,也就是毕业之后要快速地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和家庭的顶梁柱等,这就迫切地要求青年尽快取得工作成就和职场成功,以满足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

而现在不同了,随着社会包容性增加和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就业选择也可以多元化了。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不沿着主流社会价值观进入正规的就业市场,这意味着当代青年的成就欲望与以往代际相比是偏低的。

解放周一:是什么造成了青年的成就欲望较低?

田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青年群体自身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不一致,也有当前社会发展机会的相对缺乏,可能有的青年倾尽全力,也未必能够达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

另外,如今,青年自身发展机会呈现了多线性化的态势。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往单线性的个人发展模式受到挑战,比如古人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也有“先立业后成家”的说法,这些都是单线性的个人发展模式。而现代社会的青年发展机会是多线性化的,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主流还是从学校到职场,但有个性的发展模式也可以共存。

单行线个人发展模式是以成就欲望和社会责任为主线,而多线性发展模式呈现出的是低成就欲望和去责任化的路径。

解放周一:很多人说,大学毕业直接就业,是缺少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的过程,有些国家规定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才能就业,您觉得从学校到单位是否需要过渡阶段?

田丰:举个例子,哈佛大学就一直推荐学生给自己一段“间隔年”,甚至在它的录取通知书中都有明确建议。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威廉·费兹西门斯和他的同事们坚定认为“休息一下”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他说:“这是一个退一步让自己反思的时段,当人们自长期的压力和期望中抽离出来,才会去思考各种个人价值、目标和观点,获取生活所需经验。”

但“间隔年”并不是不找工作的借口,不论是“间隔年”也好,还是其他的社会实践方式也好,年轻人都应该在学习之外,找到重新结交这个世界的机会,借此更好地认识自己,把学到的知识与生活实际所需相结合,而不是盲目地向前冲。

解放周一:在您看来,像“间隔年”这种慢就业的模式值得推广吗?

田丰:在多线性发展模式下,青年人做出符合自己心意的行为选择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也无可厚非,但符合每个人的模式并不相同,慢就业虽好,也不要盲目跟风。社会理所当然要给予更多的宽容。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多线性化背后的低成就欲望和去责任化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成就取向的社会价值观阶段,国人的勤勉和奋斗创造了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整个社会所有青年都呈现出低成就欲望和去责任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没有必要过多讨论青年人怎么做是对是错,而是要去琢磨为什么青年人会呈现出低成就欲望和去责任化的亚文化,这种现象会对国家和社会有什么长期影响?我个人认为,不妨让青年多线性发展,但责任化的教育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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